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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

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所在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今年生源可能进一步下滑。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去年3月起，地处北京房山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

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

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

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

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继2016年短暂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首次跌破1000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

三年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2月21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大地幼儿园开展“二月二·龙抬头”主题民俗活动，小朋友们展示自己的彩蛋作品。

抢生源白热化

伴随着招生难而来的，就是幼儿园间“赤裸裸的厮杀和竞争”，王莉这样形容。

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民办幼儿园间，曾经“一园难求”的公办幼儿园也开始下场。

多位受访幼儿园园长认为，从今年起，竞争会变得更加白热化。

张裕欣说，去年招生时就发现，有民办幼儿园甚至“派”家长去别的幼儿园抢生源，“比如出台优惠政策，家长能从别的园带来几个孩子，就减免多少学费，家长就会去周边幼儿园以咨询名义劝说其他家长，把孩子引过去”。

她所在的幼儿园就有生源这样被“吸引走了”。

王莉说，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附近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质有严格限定，一般须有京籍户口，但从去年开始，这所公办园开心棋牌手机版下调了招生门槛，不仅没有户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证”（务工就业证明、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居住证），“于是很多家长给我们交了报名费，最后又被公办园挖走了”。

公办园去年“补录”了好几拨，让王莉很崩溃，“它一补我们就缺孩子，刚招到两个孩子，又被对方弄走了三个”。

最后统计发现，她所在的幼儿园，有意向报名的孩子中，有60多个都被“抢走了”。

而且，她注意到，离公办园越近的民办幼儿园，受的影响越大，她和另一所周边的民办幼儿园园长交流，对方说，更早的2021年，就明显感觉到生源被抢的情况。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多数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

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接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

而在东城、西城，老牌优质公办园较为集中，这些幼儿园仍是家长们挤破头也想让孩子进去的首选。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

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为了竞争生源，无论民办还是公办都各出奇招。

除了让家长“打前锋”外，一些幼儿园请来专业咨询公司设计“打败对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园长亲自直播宣传，还有更多幼儿园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吸引家长。“一些课程还会单独收费，弄得这一市场很乱，很多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课程，你们为什么没有。”张开心棋牌手机版裕欣说。

这种“卷课程”背景下，王莉也不得不卷起来。

教育部2018年7月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

但去年起，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竞争力，王莉所在幼儿园不得不私下免费开设英语、艺术类课程。

这些套路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一三线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一位临沂的幼教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地幼儿园最近都在疯狂为招生做宣传，报名可以送各种特色课、体智能课。民办幼儿园则打价格战，在临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1120元/月，现在则打出了“交100元顶300元，交200元顶1000元”等各类口号。

他表示，下一步，最关键的是把周边幼儿园的孩子“有多少，挖多少过来”，他会引导当地幼儿园“搞一个商业模式”，比如让家长或老师成为幼儿园的合伙人，“家长和幼儿园间永远有利益捆绑，我们鼓励幼儿园搞招生团队，只要你能想尽一切办法，把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搞过来，就能赚钱，比干老师还轻松，就像售楼处的销售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时代的日本，也发生过与中国当下同样的事情。

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

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雄心勃勃、紧张不安的父母们对孩子在学业上的要求，幼儿园会增加一些“时髦课程”，比如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来吸引他们。

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

但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真正有帮助的。

激烈竞争中，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适者生存。”前述临沂幼教从业者直白地说。

人口下滑与幼儿园扩张的错配

多位专家指出，在部分地区，幼儿园招生难背后，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结构变动间的不匹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就发生在短短五年之内。

2017年5月是学前教育行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